星期四, 7月 12, 2018

蘇格拉底精神為理念的教育

泰戈爾曾用一篇寓言故事 The Parrot's Training 來表達對傳統教育的不滿。我曾在 Martha Nussbaum 2010 年出版的小書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讀過這個故事(節錄):
印度的一位國王有隻漂亮的鸚鵡,他認為那隻鸚鵡需要教育,便從帝國各地召來智者。智者們對方法論,尤其是課本,進行了無休止的爭論。他們說:「課本永遠都不嫌多!」還準備了美麗的學校—金籠子 給鸚鵡。那些學術權威向國王介紹了精心設計的教學法。「那種方法非常出色,相比之下,鸚鵡本身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他們一手持課本,一手執教鞭,就這樣開始給鸚鵡上課。

有一天,鸚鵡死了。有很長時間,誰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皇侄向國王稟告:

「陛下,鸚鵡的課上完了。」
「現在牠會跳嗎?」國王問。
「沒有試過。」皇侄答道。
「那麼牠會飛嗎?」
「也不會。」
「帶牠來見我。」國王吩咐。

鳥兒被帶到國王面前……國王用手指戳了一下牠的身體,只得一堆書頁沙沙作響。窗外,春天的微風在無憂樹(Asoka)新綻的葉子間輕聲低語,四月的清晨令人惆悵。
在這個哀傷故事裡,鸚鵡是傳統教育的學生寫照。他們須服從紀律、接受灌輸式教學,並長時間受到課業折磨。家長和老師只是關心學業成果(牠們會飛嗎?)而甚少欣賞他們的其他特質,唯有順從的學生被稱讚為「乖巧」。一個人在這種環境成長,還要面對沉重的升學壓力和同儕之間的競爭,縱然再有活潑好奇、有求知欲,這些特質都會被大環境磨滅乾淨,就如國王的鸚鵡。

近年流行 STEM 教育,中小學紛紛展示學生成品,一時間眾人變得重視科創,好像吹著改變的風氣。這種霎時的轉變總令我不安。當中小學提供得到大筆資源,坊間便出現大量教育服務、課堂用具、甚至是培訓教學人員的課程。有機構更表明會協助申請撥款,學校亦忙於舉辦各種成果展……縱然學生真的更快樂,那種市場模式仍很熟悉。到底學習氣氛有多少改變?它是換了另一種包裝,還是真有益於培育學生對未來的想像、創新意欲和能力?我常抱有很大疑問。

杜威說:「讓學生活躍起來的最佳方式,就是令課室成為連繫外在世界的真實空間—討論現實面對的問題,提倡實際的技能。」在傳統教育裡,課室是死氣沉沉的地方,不單學生沒有活力,連老師都有強烈的惰性。縱然弊病存在,卻甚少求變。我比較欣賞天虹小學和兆基創意書院的嘗試:前者有朱子穎推動快樂學習,他說:「教育是為了解決三十年後的(社會)問題。」他改變校內的教育模式,讓學生不用面對沉悶的課本,而動手做與社區、能源、環境和生活質素相關的計劃。基創意書院極推廣創意、文化和藝術教育,他們亦實現了另一種高中教育。我覺得社會應該珍惜這些教育實踐,因為他們的成功有助引導新的改革趨勢。

但是,目前的教育倡議很少顧及 Nussbaum 關懷的面向—我們如何培育積極、有求知欲、具批判精神、互相尊重的公民。她認為世界各地的教育趨向追求營利的發展,人文教育的理想逐漸暗淡,嚴重威脅著民主社會的未來。她在書中第四章提倡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教育理念,令我想起臺灣的教育實踐:

臺灣南港高中有一個國際人文實驗班,由著名的哲學推廣者—朱家安做客席教師。學生每星期有一節討論課:這課沒有主題、沒有答案,旨在讓學生提出問題作深入討論。我好奇高中生會問甚麼,發現包括:「臺灣學生上學時間那麼長,真的對學習有幫助嗎?」、「為什麼人有資格判別人死刑?」、「為什麼有很多人沒辦法接受同性戀?」等等……不少是社會討論得如火如茶的議題。報導還如此描述學生的變化:
經過一年,林靜君觀察到,上過哲學課的學生「願意接受不同的看法、討論,能就事論事、採取行動」。老師給方法,鼓勵多元思惟,讓學生自己找答案。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不滿足感」出現,他們開始不把老師當「神」。

人文實驗班每週提供兩小時「人文思想導論」課,其餘課程則融入提問法教學,以提問取代灌輸,以對話提升思考。開學兩個月之後,林靜君發現,學生從面無表情到主動發言,從發言中學會修正準確度,一點一滴地「進化中」。

一開始,多數學生傾向支持死刑。透過閱讀相關文本、拜訪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後,學生主動提出,他們還想參訪監獄。「學生發現,直覺不見得可靠!」林靜君笑著說,學生願意主動了解自己原本反對的事,讓她感覺學生已經「打開雷達了」。
人文實驗班做了一個示範:給予學生思考的自由度、將批判思考融入課堂、以提問和對話的方式教學、並培養持續的討論習慣。這些都是 Nussbaum 描述蘇格拉底式教育的特徵。追隨這個理念,學生不再視為被動的聆聽者,而是一個個有思想、靈魂,正在不斷成長的人。這種教學還需要老師的投入,因為一個人是真的熱愛智慧、尊重他人的思想;還是充滿惰性,只想庸庸碌碌。其實高中生都感受得到,並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學習態度。

Nussbaum 認為公民質素與蘇格拉底式教育有緊密關聯,她常提到盧梭的 Émile(1762)因為裡面描述了一種成就自主性的教育目標:使人不再依賴權威,能夠獨立地思考和解決問題。盧梭認為這是一個人立身世界、成為良好公民的關鍵。他的理念影響了後來的一位瑞士教育家 Johann Pestalozzi(1746–1827),他非常反對死記硬背、單向灌輸的教學方式,並認為傳統教育旨在培育順民,使人長大後服從權威而不是提出問題。而蘇格拉底的精神正正站在對立面,它要求我們造就積極主動、有批判性的公民,並致力實現一個人的自主思維能力。

這本書問了許多有意思的問題,包括:「我們要如何培養一個人,他才能夠視他人為平等而有靈魂的個體;而不僅僅是實現目標的工具?」、「如何令人性關係更豐富,而不是單純的利用和操縱?」、「如何減少熱衷主宰他者的人,而培育互相尊重且願意共同生活的人? 」Nussbaum 花了不少篇幅講述遊戲、文學、詩歌及其他表演藝術的教育功能,以及它們在培育同理心和想像力的重要性。她提及一位印度朋友:他小時候就讀印度的公立學校,沒有機會以戲劇來探索不同社會階級;但是在美國讀書的侄兒女卻有這個途徑,通過演出 Rosa Parks 的戲劇而(部分地)理解當年的民權運動。在表演中他們親身體驗乘坐公共交通時不得不坐後排的恥辱,因為如此,他們才理解到被歧視的感受。對香港而言,這種選材的參與和體驗教育顯得非常缺少。最近周保松先生有一篇文章談及(公共)關懷,當中有段話說得非常好:
這些(社會)領域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一個人完整發展的重要條件。只有通過參與和投入公共生活,人才有機會建立各種社會聯繫,借此發展我們的能力,使得我們成為心智健全的社會人(social beings)。

如果權力以十分粗暴的方式,將許多公共生活的門徹底關上,並把人困在一個極度有限的空間,那也就意味著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我們被迫從人的社會性中異化出來,無法體驗和實現公共生活賦予人的種種價值,我們因此難以活出完整的人生。

以大學為例。如果大學生被嚴格限制參與公共事務,他們就無法通過公共參與去發展他們的理性反思和道德實踐能力,也就無從培養出他們的公共關懷。長期活在這種封閉的狀態中,久而久之,人們或會視之為理所當然,並無法體會這種生活對自身帶來多大的傷害。
泰戈爾在 1917 年日本有一場演說,談及一種靈魂萎縮的慢性自殺,他觀察到愈來愈多人容忍自己做一部龐大機器的小齒輪,去完成國家的各種計劃。唯有堅實的公共文化才能夠抵擋這種趨勢。我一直希望香港的教育倡議能夠包括 Nussbaum 的關懷,以蘇格拉底精神為理念去推動教育改革,在課堂上討論各種公共事務,並盡可能讓學生有更豐富的情感體驗。因為傳統的教學方式,以及追求營利的教育制度正逐漸磨滅人們重要的特質以及公共文化的發展。

延伸閱讀﹕Martha C. Nussbaum.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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